農民工“馬拉松”工傷維權，何時能結束
日前，記者在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在一般司法程序中，如果明知道打官司的結果是必輸無疑，那么，往往雙方當事人就息事寧人了。可在一些工傷案件中，明知要輸官司，而用人單位卻堅持一再上訴。原來，這“無理纏訟”的背后有著鮮為人知的“妙處”。
我國關于工傷損害賠償的一系列程序，讓“無理纏訟”成為可能。一般情況下，工人遭遇工傷后，如果有勞動合同，老板為工人購買了工傷保險，那么問題的解決就會順利得多。但是，對于大多數離鄉背井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工傷保險，那么農民工就需要先確認勞動關系，然后進行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最后才能起訴要求工傷損害賠償。復雜的工傷損害賠償程序規定為用人單位實行“無理纏訟”創造了條件。2012年7月19日，一起來自江西省九江市的農民工趙有福的工傷損害賠償案件，就蒙上了一層蹊蹺的色彩。
2011年12月14日，趙有福在工作中受傷，用人單位是注冊于高郵市的一家防腐有限責任公司。由于沒有訂立勞動合同，法律援助律師必須要幫助他們先確認勞動關系。在律師的指導下，趙有福及其妻子收集了大量的人證、物證后，向江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2012年7月26日，仲裁委開庭審理，裁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裁決后，用人單位不服，提起民事訴訟，同年11月16日在江都區人民法院開庭，區法院判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在沒有任何新證據補充的情況下，用人單位再次不服，以同樣的理由，向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揚州市中院于2013年1月28日開庭二審。同年1月30日用人單位向市中院提請撤訴，2月20日市中院裁決允許撤訴，自此，趙有福的勞動關系才確認下來，從工傷發生之日起，已經過了一年兩個月。接下來，趙有福還要面臨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工傷認定后，如果用人單位不主動支付趙有福工傷保險待遇，趙有福可能還要再經歷“一裁二審”來追討賠償。
一條漫長而艱辛的維權之路！
工傷事故發生之后，是“私了”，還是通過法定程序索賠？援助律師告訴記者，對于急需療傷的農民工而言，這是一道兩難命題。和解，將造成對自身權利的犧牲，而堅持法律維權，則是漫長的等待，后果可能還不盡如人意。據悉，在江都區法援中心每年受理的農民工工傷案件中，大多農民工耗不起走完所有程序，而需要的漫長的等待，這樣的等待簡直是扼殺人性的煎熬。即使有法律援助律師介入，與用人單位進行調解，也只能獲得申請賠償數額的60%左右的賠償。2012年12月26日，江都區法援中心受理的一位來自宿遷的農民工楊某的工傷案件，對方律師氣勢洶洶提出“打七場官司，奉陪到底”，楊某咬牙含淚，選擇了犧牲自身權利的“私了”，僅獲得單位賠償的4萬元賠償金，而與應該獲得的賠償金額相去甚遠。
援助律師表示，一些用人單位鉆法律的空子，在勞動關系認定、工傷鑒定等程序上，采用“無理纏訟”的毒招，意在拖延，一個“拖”字，使得農民工維權成本、維權風險大幅增加，而用人單位卻幾乎不承擔成本和風險。因為農民工大多是外地務工人員，發生工傷后，他們一來急需金錢療傷，二來治療過程中需要租房、生活，有時還需要親人在身邊照顧，動輒長達幾年的工傷維權之路對他們來說，實在是無力承受。處理時間長，還可能會導致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以及勞動者發生工傷事故的事實由于時間的推移而無法認定。反觀用人單位，他們雖然明知道要輸官司，但是只要每次對于仲裁結果、判決結果不服，就可以上訴，而后毫不著急地等待一次次的出庭，一次次的敗訴，即使敗訴，他們也不必為他們“惡意纏訟”的行為承擔任何的賠償責任，反而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轉移財產，最后農民工空得一紙判決，卻分文未得。“無理纏訟”對用人單位來說，可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江都區法援中心馬主任告訴記者，遇到類似的農民工工傷案件，只要當事人愿意，法援中心將指派律師全權代理為其維權到底，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
對于現實中遇到的農民工工傷維權案中的“無理纏訟”現象，記者咨詢了有關法律專家，專家建議，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在于簡化農民工維權程序，比如，可以將確認勞動關系的仲裁改為行政聽證程序，聽證后做出的認定工傷決定書立即生效，農民工即可申請勞動能力鑒定，要求工傷保險待遇。如果用人單位對該認定不服而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不影響該決定的效力。
專家還指出，對于“惡意纏訟”中的用人單位，應進行處罰，讓其分擔漫長訴訟過程中農民工的各種成本，并且對于不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進行處罰，加付法律規定金額之外25%-50%的賠償金，作為懲罰。
專家還指出，“無理纏訟”往往是一些不良律師的主意，因此，司法行政部門對于在某些“惡意纏訟”中起一定作用的律師要進行處罰、教育，防止執業律師在里面推波助瀾。（來源：揚州日報，ft22.com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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