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徐某于2019年7月5日從某科技公司餐飲外賣平臺眾包騎手入口注冊成為網約配送員，并在線訂立了《網約配送協議》，協議載明：徐某同意按照平臺發送的配送信息自主選擇接受服務訂單，接單后及時完成配送，服務費按照平臺統一標準按單結算。從事餐飲外賣配送業務期間，公司未對徐某上線接單時間提出要求，徐某每周實際上線接單天數為3至6天不等，每天上線接單時長為2至5小時不等。平臺按照算法規則向一定區域內不特定的多名配送員發送訂單信息，徐某通過搶單獲得配送機會，平臺向其按單結算服務費。出現配送超時、客戶差評等情形時，平臺核實情況后按照統一標準扣減服務費。2020年1月4日，徐某向平臺客服提出訂立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費等要求，被平臺客服拒絕，遂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申請人請求

請求確認徐某與某科技公司于2019年7月5日至2020年1月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某科技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

處理結果

仲裁委員會裁決：駁回徐某的仲裁請求。

案例分析

本案爭議焦點是，徐某與某科技公司之間是否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

根據《關于發布智能制造工程技術人員等職業信息的通知》（人社廳發〔2020〕17號）相關規定，網約配送員是指通過移動互聯網平臺等，從事接收、驗視客戶訂單，根據訂單需求，按照平臺智能規劃路線，在一定時間內將訂單物品遞送至指定地點的服務人員。《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根據平臺不同用工形式，在勞動關系情形外，還明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及相應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本案中，徐某在某科技公司餐飲外賣平臺上注冊成為網約配送員，其與某科技公司均具備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認定徐某與某科技公司之間是否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需要查明某科技公司是否對徐某進行了較強程度的勞動管理。從用工事實看，徐某須遵守某科技公司制定的餐飲外賣平臺配送服務規則，其訂單完成時間、客戶評價等均作為平臺結算服務費的依據，但平臺對其上線接單時間、接單量均無要求，徐某能夠完全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及工作量，因此，雙方之間人格從屬性較標準勞動關系有所弱化。某科技公司掌握徐某從事網約配送業務所必需的數據信息，制定餐飲外賣平臺配送服務費結算標準和辦法，徐某通過平臺獲得收入，雙方之間具有一定的經濟從屬性。雖然徐某依托平臺從事餐飲外賣配送業務，但某科技公司并未將其納入平臺配送業務組織體系進行管理，未按照傳統勞動管理方式要求其承擔組織成員義務，因此，雙方之間的組織從屬性較弱。綜上，雖然某科技公司通過平臺對徐某進行一定的勞動管理，但其程度不足以認定勞動關系。因此，對徐某提出的確認勞動關系等仲裁請求，仲裁委員會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

近年來，網約配送員成為備受社會關注的群體，如何維護好其勞動保障權益也頻頻引發輿論熱議。在網約配送行業中，平臺企業對網約配送員存在多種組織和管理模式。在類似本案的模式中，平臺向非特定配送員發送訂單信息，不對配送員的上線接單時間和接單量作任何要求，但與此同時，平臺企業制定統一的配送服務規則和服務費結算標準，通過設定算法對配送員的配送行為進行控制和管理，并將配送時長、客戶評價等作為結算服務費的依據。一方面，勞動者工作時間、工作地點更加自由，不再受限于特定的生產經營組織體系；另一方面，平臺企業借助信息技術手段打破了傳統用工方式的時空限制，對勞動者實現了更加精細的用工管理。對此，《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明確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并指出相關部門應指導企業與該類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雙方權利義務，逐步推動將該類勞動者納入最低工資、休息休假等制度保障范圍。在仲裁與司法實踐中，應在區分各類情形的基礎上分類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并積極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政策，進一步暢通勞動者維權渠道，充分實現平臺經濟良性發展與勞動者權益保護互促共進。  

來源：人社部、最高院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第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