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案例40號《孫立興訴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勞動人事局工傷認定行政糾紛案》的理解與參照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
2014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指導案例40號《孫立興訴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勞動人事局工傷認定行政糾紛案》。為了正確理解和準確參照適用該指導案例，現對該指導案例的推選經過、裁判要點等有關情況予以解釋、論證和說明。
一、推選過程及指導意義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經過初審認為，本案涉及《工作保險條例》有關“工作場所”“工作原因”等工傷認定要素的準確理解，對于各級法院及社保部門正確認定工傷具有較強的指導性。
2014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經過討論同意該案例作為指導性案例。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4]337號文件將該案例列入第九批指導案例予以發布。該指導案例旨在明確工傷認定過程中“工作場所”“工作原因”的內涵，并對過失是否影響工傷認定的問題進一步加以明確。這對依法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正確理解工傷認定過程中“工作場所”“工作原因”等較為抽象的概念有重要指導意義，具有較強的普遍性和現實意義。
二、關于本案例的背景情況
勞動關系是人類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相應的，對勞動者進行保障的工傷保險制度也就自然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實施范圍最廣、受益群體最大的社會保障制度。自德國1884年頒布《工傷保險法》首創工傷保險制度以來,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始于1996年8月勞動部《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的頒布。其后,國務院于2003年4月頒布了《工傷保險條例》,對工傷保險法律制度進一步加以完善。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帶來的用工環境的不斷變化，勞動保障領域的問題層出不窮，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不斷提高，工傷保險制度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為了回應實踐需求，2010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社會保險法，對工傷保險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規定。隨后，國務院對《工傷保險條例》也進行了修訂，并于2011年1月1日起實施。
工傷保險法律法規的完善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現實生活的需求,但是囿于法律規范用語表達的抽象性與其涵蓋范圍廣泛性之間的正比關系，一部旨在規范實踐當中形形色色工傷狀況的法律規范，注定會充斥著大量的不確定概念，“工作原因”“工作場所”“工作時間”“上下班途中”等關鍵性用語的抽象性與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具體性之間的矛盾日益突顯。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轉型不斷加速，新型用工方式和新型勞動關系不斷革新，以及工傷保險參保范圍不斷擴大，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數量呈現出急速上升的趨勢。工傷認定過程中的新情況也隨之大量涌現。如南京市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對見義勇為者享受工傷待遇的認定、天津市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對高溫中暑者視同工傷的規定等，都對現有工傷保險行政法律規范的適用提出了諸多挑戰。這些新情況無疑對工傷認定機構和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形成了壓力，如果不能作出及時、準確處理,勞資關系之間的沖突將會加劇，職工勞動保障權與企業經營權之間的利益平衡就會被打破，甚至還會引發極端惡性事件而威脅社會和諧穩定。從最高法院近年來通過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以及參考案例等不同渠道發布的案例情況看，工傷類案件尤其是工傷認定類案件,已經成為當前人民法院最重要的幾類新型行政案件之一，而“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原因”等工傷核心概念的界定無疑均系案件焦點。
為進一步明晰相關概念，規范和統一工傷認定的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已有案例和司法實踐經驗進行總結的基礎上，著手制定《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工傷案件規定》），以期對現行《工傷保險條例》以及司法實踐中工傷認定面臨的若干問題進一步加以明確，本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并對《工傷案件規定》相關條款的制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九批指導性案例中指導案例40號即“孫立興訴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勞動人事局工傷認定案”。該案例準確地闡釋了“工作場所”“工作原因”的內涵，并確立了過失不影響工傷認定的審判規則。
三、裁判要點的理解與說明
該指導案例的裁判要點確認：1.《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因工作原因”，是指職工受傷與其從事本職工作之間存在關聯關系。2.《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工作場所”，是指與職工工作職責相關的場所。有多個工作場所的，還包括工作時間內職工來往于多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3.職工在從事本職工作中存在過失，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殘或者自殺情形，不影響工傷的認定。現圍繞與該裁判要點相關的問題逐一論證和說明如下：
1.關于第一個裁判要點的說明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在上述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即使職工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內受到傷害，但只要是因為工作原因，就應當認定為工傷。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在工傷認定中的作用主要是補強工作原因，以及在工作原因無法查明時，用以推定是否屬于工作原因。基于這樣的精神，《工傷案件規定》第4條第（1）項明確指出，在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內，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職工傷亡的，亦應認定為工傷。遺憾的是，對于“工作原因”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概念，《工傷保險條例》本身并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規定或解釋。
在長期的工傷認定和司法實踐中，人們習慣于從《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的文意出發，將這種“工作原因”定位為工作與傷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看似當然的理解卻存在著不小的缺陷：從邏輯上講，因果關系要求作為“因”的工作對于作為“果”的傷害具有決定作用，也就是說要形成邏輯上的充分條件關系。但實踐當中，傷害卻并不總是由工作原因單獨或直接導致，其中往往摻雜了多種因素，形成多因一果的狀態。在此情況下，多因一果中的各個“因”與“果”之間在邏輯上就成為必要條件關系而非充分條件關系，而此時，作為原因的“工作”與作為結果的“傷害”之間也就不屬于嚴格邏輯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就本案而言，孫立興為完成開車接人的工作任務，必須從商業中心八樓的中力公司辦公室下到一樓進入汽車駕駛室。該行為與其工作任務密切相關，是孫立興為完成工作任務客觀上必須進行的行為，不屬于超出其工作職責范圍的其他不相關的個人行為。但是，他在一樓門口臺階處摔傷，卻不能完全歸因于工作，而是摻雜了個人的過失。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說是工作原因直接或必然導致孫立興受到傷害。那么在本案中，工作原因在邏輯上與孫立興受到的傷害是什么關系呢？雖然孫立興摔倒并不是由工作原因直接導致，其中還包括了其個人疏忽大意的過失，但是工作原因無疑是導致其在下樓過程中摔倒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說，僅有工作原因不必然導致其受到傷害，但是沒有工作原因孫立興則一定不會受到傷害，這種關系就是前文所說的必要條件邏輯關系。如果我們將這種情形排除在工傷保障制度之外，無疑會極大地挫傷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因為工作過程中疏忽大意的過失是無法完全避免的。
因此，在該案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將“工作原因”不再定位為工作與傷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將這種關系界定為傷害與工作之間的關聯關系。從邏輯上看，關聯關系包括兩類，一類是充分條件關系，也就是工作原因直接導致了傷害，例如工作過程中機械設備出現故障將工人的肢體壓傷；另一類是必要條件關系，也就是雖然工作本身并不是造成傷害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沒有工作則不會出現傷害，本案即是如此。
2.關于第二個裁判要點的說明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工作場所”，是指職工從事職業活動的實際區域，傳統上將其分為固定區域、不固定區域和臨時區域。固定區域指職工日常工作的區域，主要包括單位所在地以及除單位以外的日常工作區域，如郵遞員、快遞員所負責的工作區域；不固定區域是指修理工、新聞工作者等因工作性質特殊所導致的經常變動的不確定的工作場所；臨時區域是指單位或領導指派臨時前往的工作場所。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由于工作場所的界定，應當涵蓋與職工工作職責相關的所有區域及其自然延伸的合理區域，因此，在有多個工作場所的情形下，工作區域還應當包括職工來往于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這里所說的“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區域”，因其與工作職責有直接關聯，是完成工作職責的必經空間，因此是對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由此，職工來往于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因工受到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本案中，位于商業中心八樓的中力公司辦公室，是孫立興的固定工作場所，而其完成去機場接人工作任務需到達的駕駛汽車的停車處，是孫立興的另一處不固定的工作場所。汽車停在商業中心一樓的門外，孫立興要完成開車任務，必須從商業中心八樓下到一樓門外停車處，故從商業中心八樓到停車處是孫立興來往于兩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應當認定為孫立興的工作場所。園區勞動局認為孫立興摔傷地點不屬于其工作場所，系將完成工作任務的合理路線排除在工作場所之外，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識。因此，“工作場所”應理解為包括工作時間內職工來往于多個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
3.關于第三個裁判要點的說明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職工符合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規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殘或者自殺的。”根據該條規定，只有在以上三種法定情形下才能排除工傷認定，職工從事工作中存在過失，不屬于上述排除工傷認定的法定情形，不能阻卻職工受傷與其從事本職工作之間形成一定的關聯關系。工傷保險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為無過失補償原則，即無論工傷事故的責任在企業、受傷職工本人還是其同事，均應按照法定的工傷保險待遇標準對傷殘職工或工亡職工遺屬給予經濟補償。如果將職工個人主觀上的過失作為認定工傷的排除條件，有違工傷保險的基本原則，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本意。
（執筆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石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閻巍）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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