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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0日，浙江省余姚市檢察院檢察官戚吉瓊接到了市司法局的電話邀請，希望檢察機關參與審查化解一起行政復議案件。

　　這樣的“合作”來源于余姚市檢察院、司法局（行政復議局）于2019年10月22日聯合出臺的《關于在行政復議中共同推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工作意見》（下稱《工作意見》）。

　　在檢察機關參與下，一周后，申請人撤銷了行政復議申請，當事雙方達成和解。

　　關注涉民營企業與勞動者權益保障

　　這是一起涉民營企業和勞動者權益保障案件，發生在三年前。2016年9月20日，寧波某機電公司職工楊某在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屬于工傷認定范圍。

　　經楊某申請，余姚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認定工傷決定書》，將楊某受到的事故傷害認定為工傷。

　　辦案檢察官調查發現，楊某在交通事故治療后，因不滿用人單位不積極配合其申請工傷認定，在未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又到某汽車安全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務工。

　　2019年10月16日，楊某向余姚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要求被申請人寧波某機電公司支付工傷補償款合計16萬余元。

　　2019年12月10日，該機電公司向司法局申請行政復議，認為余姚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未將工傷認定書送達用人單位，屬于程序違法，且工傷認定證據不足，要求撤銷該工傷認定的決定。

　　充分發揮調查核實職能，力促矛盾化解

　　根據《工作意見》的規定，余姚市檢察院應邀參與案件審查。

　　由于寧波某機電公司提出的行政復議理由是未收到《認定工傷決定書》，但其提供的該份文書中顯示申請人即為該機電公司，兩者之間顯然存在矛盾。

　　為查清事實，余姚市檢察院向機電公司和楊某進行調查詢問，并查閱余姚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卷宗檔案和楊某社會保險金繳納情況。

　　經調查核實查明，余姚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通過郵寄方式將文書送達，附有郵寄存根，根據民事訴訟法關于送達的規定，應當認定為文書已送達。但檔案資料顯示，該工傷認定申請人是楊某，并非該機電公司，余姚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在作出行政決定書時將申請人誤寫為該機電公司，存在執法瑕疵。

　　戚吉瓊告訴記者，該案的實質性爭議為楊某和該機電公司工傷保險待遇爭議。公司認為楊某在2016年9月離開公司時未提出工傷保險待遇，亦未申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現已停止為其繳納工傷醫療保險，已無法向社會保障部門申請工傷保險基金，給企業造成較大經濟損失，因此在仲裁委員會組織的首次調解中，雙方未達成和解。

　　不同角度釋法說理，辦理一案引導一片

　　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檢察官對當事雙方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釋法說理。針對該機電公司，主要依據《工傷保險條例》釋明用人單位的工傷保險責任和拒不支付的違法后果；針對楊某，主要從賠償金額計算基數標準和停工留薪期證據不足等方面，指出賠償金額過高，且楊某因個人原因未在工傷保險期內提出工傷保險待遇，給企業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予以心理疏導和法律釋明，并邀請律師代表、仲裁員代表共同分析研判行政訴訟可能結果。

　　經過檢察官釋法說理，最終該機電公司與楊某達成和解，支付楊某工傷補償款6萬余元，并于2019年12月17日撤回行政復議申請。

　　通過該案的辦理，余姚市檢察院發現民營企業等用人單位存在法律意識淡薄、抱有僥幸心理等問題。在楊某發生交通事故后，要求申請工傷認定，但該機電公司存在畏難情緒。在楊某口頭提出工傷賠償時，未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正確引導做好勞動能力鑒定，而是一味拖延推脫，導致超過工傷保險時效。

　　對此，檢察機關認真對企業進行釋法說理，建議用人單位認真學習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與職工聯系緊密的法律法規，及時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依法依規經營。

　　“我們重點關注涉民營企業和勞動者權益保障等領域行政爭議案件，復議環節利用檢察參與制度，充分發揮檢察機關調查核實職能作用，查明案件事實、釋明法律適用，力促矛盾化解。”辦案檢察官戚吉瓊說。

　　2019年8月，余姚市檢察院針對基層檢察院行政生效裁判受案范圍小、案源缺乏這一特征，與市司法局協商，探索在行政復議環節引入檢察參與制度。經摸索和實踐出臺了《工作意見》，建立了行政復議案件審理過程參與機制、案件信息共享機制、釋法說理機制和行政復議與公益訴訟檢察銜接機制，做到了關口前移，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目前該院在辦的類似案件還有5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