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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正籌劃著在即將到來的五一勞動節里如何休閑度假時，可曾知道4月28日同樣是一個與你我休戚相關的日子——“國際因工傷亡職工紀念日”?你可曾想到，全球每年有220多萬勞動者因從事危險工作而身亡，另有1.6億人因生產程序不當而患病或受傷?關注這個日子，關注工傷群體，就是關注我們每一個勞動者自己。

   我國目前的工傷救濟制度和實踐中存在哪些問題?就此，本報記者日前采訪了長期致力于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的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以及參加過多項職業傷害課題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喬慶梅。

工傷賠償程序:從頭走到尾要1700天 

    2013年春節剛過，因“開胸驗肺”而為人熟知的塵肺病患者張海超便因氣胸而住院治療。拯救他的最好辦法是換肺，但這對已經失去了低保和新農合醫保的他來說，已經是希望渺茫。四年前，他以“開胸驗肺”的悲愴之舉被媒體譽為維權斗士，最終職業病得到確診，并獲得61.5萬元的工傷賠償。人們普遍認為，這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

    張海超成為眾人眼中的英雄，這幾年他一直在為其他塵肺病患者爭取權益而奔波，至今已參與了100多起案件，但維權成功的卻不過十幾起。張海超等塵肺病患者的悲慘遭遇，反映了目前我國工傷者維護權益所面臨的嚴峻現實。

   “在工傷者與雇主的博弈中，工傷者處于弱勢一方。”喬慶梅說，現階段遭受工傷的勞動者中有90%以上是農民工，他們流動性比較大，再加上企業用工制度不規范，往往未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也沒有繳納相應的保險，這給他們日后的維權之路埋下了隱患。

    勞動關系的確認是所有工傷賠償的基礎，但許多工傷者往往無法證明自己與雇主之間存在勞動關系。“許多雇主肆無忌憚地否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因為這不會招致嚴厲的法律懲罰。但在美國，如果雇主惡意否認勞動關系，則面臨三倍于實際賠償額的賠償。”黃樂平說，另一方面，相關行政主管部門怠于行使調查權，直接將勞動者推向勞動仲裁，以至于許多工傷者由于缺乏證據而敗訴。

   工傷處理程序冗長、成本高昂，也是造成工傷者求償之路艱難的重要原因。據黃樂平介紹，走正常的工傷賠償程序，從確認勞動關系(仲裁—一審—二審)、職業病診斷(診斷—鑒定—再鑒定)、工傷認定(認定—行政復議—訴訟—一審—二審)、勞動能力鑒定(鑒定—再鑒定)到工傷待遇(仲裁—一審—二審)，再到申請強制執行，要歷經十幾個法律程序，還要提供勞動關系證明、醫療診斷證明等一系列證明材料，正常走完要1700多天。維權成本太高，再加上工傷者缺乏法律知識，沒有能力通過法律途徑維護合法權益，導致一些工傷者不得不放棄維權索賠，或者選擇私了，得到一點微薄的補償。

“沒死不算工傷”:把昔日勞模推向絕境

    最近一起引起較大社會反響的工傷案例，是哈爾濱市勞模張志娟的遭遇。2012年2月14日，哈爾濱市香坊區城管局第二清潔中心的環衛工人張志娟在嚴重超時工作時突發腦溢血，雖經搶救治療保住了性命，但身體行動和語言表達均出現了障礙。張志娟向有關部門申報工傷，得到的答復卻是，無法認定其為工傷。理由是《工傷保險條例》第15條第1款明確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可以視同工傷，像張志娟這種狀況并不包括在其中。輿論普遍認為，這種“沒死不算工傷”的規定太不合情理，也背離了保護勞動者的立法初衷。

    “我國目前的工傷相關法律制度滯后于時代的發展，如《工傷保險條例》列舉了認定工傷和視同工傷的情形，但事實上并未全面涵蓋工傷的全部情形。再如，法定職業病目錄已經有十多年未進行修訂，當前許多職業性疾病都沒有納入保障范圍。”喬慶梅認為，我國的工傷法律制度立法層次低、強制力不夠，給工傷者維權造成困難。

    最近十年，我國的工傷法律制度有所發展。2002年，職業病防治法實施，并于2011年進行了修訂;2004年，《工傷保險條例》實施，并于2010年進行了修訂，各地也紛紛出臺實施細則;2011年，社會保險法出臺，對工傷保險作了專章規定，并創設了由工傷保險基金向未參保工傷者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制度。“總體上說，工傷法律制度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但遠未達到完備的程度。并且現行立法重補償、輕預防，不符合現代工傷保險制度良性發展的要求。”喬慶梅認為。

    黃樂平和他的團隊在為工傷者提供法律援助時發現，工傷者權益保護涉及多頭管理，造成協調困難，效率低下。例如，僅在職業病工人的診斷程序問題上，就需要去安監部門、職業病診斷機構、勞動仲裁等多方調取和確定診斷資料，才能順利進行職業病診斷，造成互相推諉和時間耗費。

    法律的規定過于原則，缺乏詳細解釋，導致各地執行標準不一，也是維權中面臨的困境之一。各地都有自己的一套辦法和口徑，有的行政執法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自由裁量權太大，產生了或松或緊的“橡皮筋”現象。“例如，社會保險法雖然規定了工傷先行支付制度，人社部的配套規定也出臺了，但是很多地方的人社部門卻拒絕執行這個規定。”黃樂平說。

破解工傷之殤:“把勞動保護放到比GDP增長更高的位置”

    “世界上沒有相同的兩片樹葉，也沒有相同的兩個工傷。”一位勞動保障部門工作人員如此描述現實中紛繁復雜的工傷情形。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今后還會有層出不窮的工傷事件考驗我們的法律制度。

    “現在我們這種列舉式的工傷認定標準已經不符合現實的需要，建議在工傷和職業病鑒定中采用因果推定的原則，以傷害與工作存在本質上的因果關系為認定工傷的標準。”喬慶梅建議，在復雜工傷的認定過程中，也應當吸納醫學專家、法學家等專業人士的意見，避免相關部門“一言定乾坤”的局面。

     “首先，政府部門應加強監管職能，提升勞動監察效能，在工傷、職業病的預防和診斷、工傷認定和賠償方面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幫助勞動者更快更順利地完成工傷求償。其次，工傷求償程序應簡化整合，將調查、診斷、工傷認定、工傷待遇確定等程序，統合到人社部門的一個行政行為中去。再次，立法部門應提高對違法雇主的懲罰力度，允許勞動者對違法逃避、拖延賠償責任的雇主主張數倍于實際損失的賠償，從而遏制違法行為，鼓勵勞動者維權。最后，司法部門應開放勞動者對監管部門不作為的行政訴訟，推動監管部門依法行政。”曾參與過多部勞動法律修改的黃樂平一口氣說出了自己對立法、行政執法、司法的多個希望。

    黃樂平建議勞動者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要積極維權，通過法律賦予的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提起勞動仲裁、申請工傷認定等途徑，與不法行為堅決做斗爭;同時，應當盡量集體維權，抱團形成合力，更多地依靠集體的力量，發揮集體的優勢，積極主動地與企業進行協商談判，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益;此外，要注重勞動維權的策略與技巧，要善于運用各種資源協助自身維權，例如積極尋求政府部門、工會組織、民間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尋求工友、媒體(包括新媒體)的幫助，促進勞動爭議的依法、快速解決。

    從根本上說，勞動者健康受到侵害與片面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忽視人的安全、健康等基本權利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要減少此類悲劇的重演，就要改變當前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弱勢地位，加大其在權利博弈中的話語權，更加重視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從長遠來看，最根本的是要把勞動保護放到比GDP增長更高的位置，進一步發揮基層工會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的作用。”黃樂平和喬慶梅在采訪結束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這個問題。

延伸閱讀

國際因工傷亡職工紀念日

    從1996年開始，國際自由聯合會確定每年4月28日為國際因工傷亡職工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國際勞工組織代表普西先生曾講到國際勞工組織支持這一活動的原因:它是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范圍的勞動者連接的有力象征;它將聯合國的大門向勞動者打開，并清醒地意識到，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不斷改善工作環境為前提。

江西一次性工傷死亡補助金將上調至49.13萬元

    為保障工亡職工的權益，2013年度江西省一次性工傷死亡補助金將上調至49.13萬元。據了解，江西省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是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的20倍(即49.13萬元)核定。凡工亡發生時間在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間的工亡職工近親屬，均可按以上標準享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已按照2012年標準發放的，按照新標準補發。

泰安岱岳:制定“罪犯服刑期間工傷補償辦法”

    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檢察院與泰安監獄經深入研究，根據監獄法、《罪犯工傷補償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共同制定了《山東省泰安監獄罪犯服刑期間工傷認定鑒定補償管理辦法》。該辦法詳細規定工傷認定的程序、鑒定依據、傷殘標準和具體的補償金額，為切實保障服刑人員因工傷獲得補償提供了依據。截至目前，泰安監獄已根據該辦法對3名服刑人員做了工傷鑒定，并給予了相應補償。 (記者賈富彬)

陜西鳳翔:一農民工為討要工傷醫療費拘禁他人

    為討要工傷醫療費，非法拘禁毆打他人。近日，楊某等4人被陜西省鳳翔縣檢察院以非法拘禁罪批準逮捕，楊某的兒子和侄子被取保候審。

     2012年4月，楊某在一建筑工地工作期間不慎摔傷，花費醫療費1萬余元。包工頭張某支付6000元后，拒絕承擔其他費用。6月25日，楊某的侄子曉陽(化名)與衡某等人將張某拉到楊某家中。從當天13時至次日10時，他們和楊某兒子一起，輪番采用威脅、毆打等手段，逼迫張某寫下1.7萬元的欠條，并索要了2000元人工費。(來源：網易新聞網，m.wnpump.cn編輯整理)